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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3年7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嘉兴市委统战部主办，平湖市委统战部、新仓镇人民政府承办的“‘之江问道•平和报本’纪念弘一法师文化论坛暨法华禅寺弘一法师纪念堂奠基仪式”，在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美誉的嘉兴召开。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韩焕忠出席论坛，并发表了题为《弘一法师是文化润教的典范》的学术演讲。韩焕忠教授在论文中阐述了不仅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且系统接受近代教育的弘一法师，如何在出家之后，以优秀的传统文化素养丰富佛教文化内涵，并使大众改善对僧众的刻板印象的事迹。凤凰网佛教文化整理编发韩焕忠教授分享如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韩焕忠发表学术演讲

这几年，我们党关于宗教工作的理论创新不断获得新的进展，继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中国化之后，又提出五个认同等许多新理论，最近还提出了以优秀的传统文化滋润宗教的健康传承等，使宗教中国化获得了具体落实的方法性指导。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文化人之一，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出家为僧，不仅意味着当时的中国佛教获得了文化素养最高的僧才，而且还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因素，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以文化润泽佛教健康传承的高僧典范。

弘一法师在出家前，已经具备非常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弘一法师生于光绪六年（1880），7岁从仲兄文熙开蒙，日课《玉历钞传》《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文选》等，9岁又从乳母刘氏习诵《名贤集》，就常云庄某先生读《孝经》《毛诗》，10岁起读四书、《古文观止》《尔雅》《说文解字》，13岁起开始学写篆书，15岁读《史汉精华录》《左传》，17岁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词，其间喜读唐五代诗词，尤爱王维诗，开始接触西学。由于他的父亲曾经考中过进士，早年的弘一法师也很想光大门楣，所以在20岁前后非常热衷科举考试，于18岁、19岁连续两年以文童资格参加天津县学考试，1902年秋他还到开封、杭州参加河南、浙江的纳监乡试。弘一法师当年刻苦学习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科举功名，而且他在考场的运气也非常不好，接连失败，但却使他得以深入研读儒家经典，奠定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

弘一法师出家前，系统接受了近代教育。1901年，他考入盛宣怀奏办的南洋公学，从蔡元培受业，与黄炎培、邵力子等同学。1905年8月，他东渡日本，次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在校内师从黑田清辉学习油画，在校外从上真行勇学音乐戏剧，并与同学友人创办春柳社演艺部，亲自粉墨登场。1911年毕业回国，先后任直隶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员、上海城东女学教师、《太平洋报画报》主编、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有一段时间，他为了给学生刘质平筹措赴日留学的学费，还兼任了南京师范学校的图画音乐教员。弘一法师早年这些复杂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不仅使他获得了非常系统完善的近代教育，也使他成为中国现代美术、中国现代音乐的开创者，成为那个时代在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的文化名人。

1918年7月，弘一法师在杭州虎跑寺随了悟上人出家，9月至灵隐寺受具足戒，从此身入僧伦，师表人天，世间少了一位才华横溢、潇洒倜傥的翩翩佳公子，多了一位刻苦谨严、恬淡素雅的苦行僧。弘一法师的出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使得极度衰落、似乎已与文化绝缘的中国佛教，再度成为文化界名士关注的焦点。而弘一法师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也带动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友人如马一浮、夏丐尊，弟子如刘质平、丰子恺、蔡冠洛、李圆净、李咏芳等，成为佛教真诚的信奉者和护持者，而且与他有过接触的僧人，如圆拙、广洽、宏船、弘伞等，在他的熏陶之下，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文化修养。这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当时社会大众对佛教僧众普遍持有的某种刻板印象，还极大地丰富了佛教的文化内涵，而且他还可以利用自己长久积累的人脉，在庙产兴学的关键时刻，维护佛教的基本利益。

弘一法师出家之后，选定南山戒律作为自己专攻的方向，同时为了严持净戒，他将自己在诗词、绘画、音乐、戏剧、表演、篆刻等方面的才能和爱好通通放弃，但却保留了对书法艺术的钻研和运用。由于弘一法师的文化基础非常好，故而可以深入经藏，对南山律宗的经典、思想、义理做出准确的理解、诠释和发挥，被推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祖。他为了启发众生的信心，以他特有的弘一体书法撰写了大量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书法作品。作为“无限奇珍耀世眼”，这些书法作品早已超越宗教的界限，历来都被各界视若拱璧，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他的《送别》被传唱不衰，太虚法师作词，弘一法师谱曲，由两位近代著名高僧合作的《三宝歌》也被确定为中国佛教的教歌。在中国许多城市，特别是弘一法师曾经驻锡过的城市，都建造了弘一法师纪念馆。

总而言之，弘一法师以厚重的传统文化、深湛的近代文化滋润和丰富了近代中国佛教，如今，与他有关的一切遗迹，也都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内容。